虽以欧阳修尚以不读书为所诮，而欧公不敢怨之（见全祖望《公是先生文钞序》，载《庐陵学案》）。

斯皆襟袍涵宏，温润之色，盎于面背者也。及至仁宗庆历间，新人物辈出，此种运动渐臻完成，旧风革除，士习不变，人人竞以名节相高，而耻于无所自见。

按吾国汉唐宋明皆有党争，然汉唐明不足与宋相提并论，汉明党人与宦官争，唐牛李党则官僚以私忿相倾耳。近人刘咸炘先生亦历数其时风曰：真宗以前及仁宗初年，士大夫论治则主旧章，论人多循资格，观人则主禄命。察其内政，集权中央，朘削郡县，治民之官少，治官之官多，法纲严密，挥手触禁，虽有才智，弗获施展，事功不彰，胥由于此。惟吾人应注意者，所谓广大之风，不嫌兼收并容者，吾人应有自觉的民族精神，以为驾驭，非数典忘祖，舍己从人之谓。（《宋元学案》卷十八）又吕与叔《横渠行状》云：横渠晚自崇文西归，终日危坐一室，左右简编，俯而读，仰而思，有得则识之。

盖思想经过多方缜密之洗练，最后所得之结论，乃能真实无妄。方议改免役为差役，苏轼见之政事堂，条理不可。即便是六合之外的超验空间，也并非柏拉图意义上的实体性存在，而更多地指向一种独特的精神空间或审美境界。

南方由于日照时间最长，是阳气最旺之地。六合之内，圣人论而不议。《庄子》中记载的得道者大多喜爱东游，对东海之博大多有向往。甲骨文中的东字由日、木组合而成，《说文解字》亦讲：东，动也。

我们今日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不应再被限定于美与艺术之内，而要尽可能地向实然的中国美学靠拢，传统的空间方位观念正是中国美学史上一个亟待开拓的领域。而这样一种个体性的方位感知能否，或是何时才上升为一种普遍经验或族群共识，则有赖于人地关系的演进。

万流对大海的归复同时也意味着对生命起点的回溯，看似不相关的太阳经验与河流经验在与道相关联的东方之处整合，终、始合而为一，使东方成为生生不息的造化原点。昏与明、昼与夜的变换是最为直观的自然经验，不仅影响生产活动，更影响人的认知活动。这一方面证明空间经验相对于时间的先发性，另一方面也说明中的独特性——与上下、四方都不同，它不仅关乎空间，还关乎时间。……自华以西，名山七，名川四。

如商人就想象出一位无所不能的至上神帝居于空间的最上，掌管天象乃至人事。循环无端，故所在为始也。如《尚书·尧典》说：帝尧……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。东方，首先是被太阳经验规定的东方。

这种建构的意义本不关乎地理，而是要为这个民族共同体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家园感。另一方面，南方天然的自然地理优势也是抹不去的背景。

人对世界的感性建构、诗意想象，甚至价值认同全都统一在这样一种空间经验之中。风、雨、雷、电等对原始部落造成巨大恐慌的自然现象，无一不是自上而下。

《释文》引司马彪注曰：天下无方，故所在为中。成玄英疏曰：六合者，谓天地四方也。日在西方而鸟栖，故因以为东西之西。四、结语 通常来说，谈及空间问题与中国美学的互动关系，人们关注较多的还是空间对文学艺术活动的影响，例如宗白华所讲中国诗画中的空间意识，而较少提及空间问题本身的美学特性。从神乌负日、地下黄泉，到苍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这四方神兽，方位承载了先民最重要的空间想象，空间逐渐从单纯的物理空间转变为审美化的人文地理空间。昆仑是上古时期的神山，通常被认为位于遥远的西方，《尔雅》就将昆仑视作四荒之一西荒的代表。

归根结底，六合之外不存在四方，却仍旧有天地，垂直维度的方位与水平方位相比，往往承载了更多超越性的内涵，如段义孚所说：它们中的一个是超脱的，另一个是内敛的。这个理想世界人类看不见摸不着，只有理智与灵魂才可感知，但它却实实在在位于自然世界的上方。

故而张光直说：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一个重大观念，是把世界分成不同的层次，其中主要的便是天和地。这就为处于其中的人观察世界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视角。

这个典型例证再次说明，中本身就是以人为中心的方位概念，它提示我们空间经验的本质一定关乎人文。又如《礼记·丧大记》：疾病……寝东首于北牖下。

段注：《汉书·律历志》曰：‘太阳者，南方。甲骨文出现后，方的概念更是被高度强化，空间被分为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方位，出现了四方风、四方神等概念，一切自然物象都被按照方位秩序容纳与整理。秦帝在这里通过命名排序，将从前不属于四方标志的山川河流纳入新帝国的版图，以咸阳为中心形成了一套山水包围的全新空间秩序与四方地理，天下中央从洛阳转移至咸阳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曾讲：六合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。

挖土和耕地的人不是要去掠夺自然，而是要去改变自然，种植的意思不是要去取得一些东西，而是要去生产一些东西。《淮南子·览冥训》讲：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，昆仑之输也。

后世中国文化中，南方逐渐代替东方成为四方当中的主位，人对南方的美好想象逐渐化作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，不仅承载人的价值判断，同样呈现理想，蕴藏华夏民族特殊的审美偏好。地理问题在此转向美学问题，中就是其中最关键的连接点。

与古希腊不同，中国人对空间的认识缺少了一个彼岸的维度，虽然有从经验到想象的过渡，但世界整体上还是人间性的世界。韦昭注《国语》曰：‘北者，古之背字。

太阴所居不可背而可向。早期的空间认知和天下观念很大程度上建立于人自身的方位感，以及原始的农业生产实践之上，而这一经验性天然地就为六合的世界建构开启了一个审美的维度。从空间上看，民族聚居地距离西方标识——昆仑越来越远，归属于西的华夏领土也越来越大，在面积上逐渐压倒东方。而西字，在甲骨文中则状如鸟巢，《说文解字》曰：西，鸟在巢上也。

阴、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南、北的问题，而不是东、西的问题。而这一现象首先要追溯至华夏文明的上古农业经验。

具体而言，六合中的六个方位在相关叙述中通常被分为两组，一类是上下或天地，一类是四方。不论时节、物候、历史如何变化，中国人始终立于华夏大地的中心，六方的架构经久不易，成为人的精神情感的寄托与归属之地。

不同于四方可以向远方无限延伸，中心是唯一的，是一切方位的基准，同时也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。例如阴阳这一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就源自南、北的方位经验。